对话Scrumball朱正扬：跨境电商「营销SaaS」的PLG之路如何走？| PLG十人谈

但是随着对西方哲学了解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哲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康德哲学的意义终于被发现，特别是康德的实践理性学说与道德形上学，与中国哲学可以进行深层次的比较。

这里重要的是，人的仁义与天地之阴阳、柔刚是一种生命的进化关系，而不是简单的横向关系，它说明人性是不能离开自然性的。二者简易，即认为易虽然包罗万象，但有一个最简化的公式或模式，有人称之为套子，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可以装进这个套子，都可以用这个模式来说明，甚至可以数字化、符号化。

周易是由卦组成的，每一卦都有六爻，每两个爻组成一材，共有三材，即代表天、地、人。因为它处处都关心生命问题，关心人的问题，讲自然界也是从人与自然界的生命关系立论的，不是将自然界单纯地看作一个对象。但是，《系辞传》虽提出了三材，却没有说明三材之道是什么，《说卦传》回答了这个问题（由此或可说明《系辞下》与《说卦传》的先后问题，即先有《系辞下》而后有《说卦传》。它还主张穷神知化，了解宇宙自然界的神妙变化之道，即生生之道，以此安排人类的生活。当《乾·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时，就不仅仅是法天、法地，即效法天之义，而是变成了人的内在需要、人的生命目的本身。

知周乎万物之知，无疑具有客观认识的性质，极深研几、当名辨物[10]等等，都有认识论、逻辑学的意义。事实上《易传》所说的元，就是儒家所说的仁，仁即是爱，是一种道德情感，《系辞上》说：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但在方法上，他运用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从经验开始，而经验内容就是所与。

由需要而判定目的，由目的而判定实践的成功与否，由实践的成功与否判定认识的真理性，这就是实践检验真理的最终含义。建立认识论学说的哲学家还有张东荪。中国哲学一直重视生命问题，可说是一种生命哲学，它关于天道有一个基本概念，就是生。由于它抓住了中国的实际问题，因此运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便取得了胜利。

在这些哲学家中，除了金岳霖具有道家的某些特征之外（其实他所说的道不全是道家的），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人的哲学及其主张，都与儒家哲学有关，因而被称为当代新儒家。冯友兰很自觉地意识到，他生活在中西文化冲突的时代，他的任务就是为这种冲突提出一个解决办法。

就一般文化问题而言，出现了两种倾向。方法问题始终是冯友兰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为此，在贞元六书的最后一本《新知言》中，他专门总结方法问题。但梁漱溟决不是反对西方的科学技术，而是主张全盘承受。就中国哲学而言，首先是冲破了苏联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即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的束缚，能够自由地多视角地进行研究，开拓出许多新领域，提出许多新问题，并且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

中国的辛亥革命谋求建立西方式的共和国，但没有成功，俄国的十月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却成功了。仁和义是人的内在价值的主要内容。西方学者一般将中国哲学归入汉学，这本身似乎意味着中国没有哲学。由此便有所谓激进与保守之说、西化与本位之说、科学与传统之说。

其中国文化背景则是五四以来对科学的普遍接受和信任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传统哲学文化的反思。毛泽东还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问题，特别强调特殊性以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实现对立面的转化。

一百年来，中国哲学与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是来自西方哲学与文化的挑战。但从学术的层面上看，章、康二人的古今之争，揭开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序幕，虽然以今、古文经学的形式出现，但实际内容发生了变化，延续两千多年的经学时代从此宣告结束了。

就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出现了一批重建中国哲学的重要学者。这同西方近代以来以主宰自然为目的的人类中心论是不同的，且有助于克服人类中心论所造成的危机。这表现了儒家以和为贵的思想。熊十力著《新唯识论》，持一种新的唯识之学，用传统的体用、能所等范畴讲主客、心物关系，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道德哲学，而是强调在更大范围内能够转变现实的主体能动性和变革思想，而且具有生命的感性力量。他撰写、发表《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等文章，介绍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概念和问题，提出我与非我、意识与存在的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并由此区分出唯物论与唯心论。多元纷呈的局面来之不易，它必将为新哲学的产生创造条件。

实践是最现实的，也是最普遍的。总之，这一时期，达尔文进化论成为最受欢迎的西方思想，也成为中国人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理论武器。

冯友兰受过西方哲学的系统训练，特别是对当时流行的新实在主义、实用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的方法有相当了解。就一般意义而言，对实践的重视与强调，确实是毛泽东哲学的一个特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贡献。

只有立足于这一点，才能谈论吸收西方哲学、重建中国哲学的问题。正如胡适所说，现在中国万事不如人，根源在传统文化，要同西方平起平坐，就只有推倒旧文化。

实践检验当然不同于逻辑证明，它是最终的，但这里也有历史的辩证的因素，不能做简单化的理解。五四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本身就是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用数学方法研究逻辑，用数理逻辑研究哲学问题，确实是罗素哲学的特点。1958年，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四人有鉴于中国文化之花果飘零，为振兴中国文化，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世称新儒家宣言。

以中西哲学互相理解、互相解释的方式重建中国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冯友兰和金岳霖。他对黑格尔哲学提出了自己的系统看法，认为《精神现象学》是其体系的导言，黑格尔哲学的全部秘密都包含在这部著作中。

西方哲学概念明确、论证严密、逻辑清晰、注重方法，有知识学传统，但又过于知性化。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科学、民主与自由、人权的口号，猛烈批判旧纲常旧名教，认为中西文化如同水火不能相容，只有打倒孔子偶像，才能建立新文化。

康有为还著有《大同书》，虽沿用《礼记》中的大同之说，但赋予了新的内容，表现了新的乌托邦理想。哲学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直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至于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人，更是主张中西结合，冯友兰自称是接着程朱理学讲，而不是照着程朱理学讲，但接着讲的关键是要有新发展，其新发展就是吸收西方的概念分析方法。金岳霖对西方哲学有深入了解与研究，特别对逻辑分析的方法有娴熟的运用，他是完全有资格同西方哲学家就西方哲学而不是中国哲学进行对话的中国哲学家。徐复观则通过对先秦哲学与两汉思想的研究，发掘出现代人所需要的理念。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以及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唯物辩证法大纲》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是中国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比较重要的著作。

冯友兰所说的分析命题是不是逻辑实证主义所说的分析命题，这是另外的问题（事实上，他的四个命题都不是真正的分析命题，这一点在当时就有人指出过了），但他的根本任务是重建新的形而上学，逻辑分析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只是工具，并不是哲学本身。他们针对西方某些人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指出中国文化有病，但并未死亡，而是有生命力。

这是中国哲学对自然界的基本看法与解释。陈独秀是当时宣传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另一位重要人物。

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就是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不是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去研究。其中，在哲学上最有建树的是牟宗三。